英国的贫富差距从未像摄政时代（年-年）那样明显，那时的英国，最富有的人尽情享受强大工业的成果，而工人阶级则过着肮脏、残酷和短暂的生活。在19世纪30年代，伦敦的中产阶级平均可望活到44岁，但工人阶级平均寿命只有22岁。在利物浦、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等城镇的工人阶级如果能活到19岁就算很幸运了，而当时英国全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0多岁。在阿什顿安德莱恩没有下水道的街道上，工匠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13岁，不到他们较富裕的同胞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19世纪初的英国贫富差距会这样大？这里有几个原因。工业革命显然导致了穷人生活条件的恶化。同时，它又使富人们空前富裕起来。其结果是，贫富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可能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都大。正如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昆西·亚当斯年在伦敦的日记中所说：在这个国家，富裕和匮乏的极端情况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显著。
英国富人的极端奢华
年以前建造的英国绅士乡间别墅，很多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外观美妙。比如摄政王的卡尔顿府，内部的装饰品使用了大量的丝绫和黄金。家具都用金箔覆盖；巨大的玻璃吊灯用金子装饰；金钟和装饰品陈列在金箔覆盖的基座上；画作用金子装裱。摄政王在这里花了大量的钱，到年，他欠下了63万英镑的债务。
卡尔顿府的主楼梯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绅士，每年从他的乡村庄园里获得约英镑的收入，也能买得起一栋伦敦的房子以及一个乡村的别墅，里面塞满了由赫普尔怀特等名家设计的红木家具，并装饰着雷诺兹等当时英国著名艺术家的艺术品。到了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绅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有些盥洗室还有冷热自来水。
英国穷人糟糕的居住环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为贵族们建造房屋的工人如果每周能拿到15先令（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工资很高。工厂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会比这少，仆人的工资更少。数十万男女完全没有固定工作。他们的住宿条件差得令人震惊，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在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一位调查员参观了一座贫民窟的排屋，发现院子里充满了从厕所溢出来的粪便，深达近6英寸，人们在院子放置了砖块，以使住户可以不湿鞋子从院子穿过。
调查员们经常报告，英国北部城镇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利物浦的部分地区，人们以每英亩1,多人的密度居住在狭小的房子里。粪坑里的液体和散落在地面上的恶臭垃圾通过地窖墙壁渗入，而许多人被迫睡在地下室中。公共住房的公共粪坑没有门，因为房东声称如果安装木门，会被住户来拿当柴烧。
威胁生命的劳动
当最贫穷的英国人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时，上层阶级则住着他们的豪华庄园，并沉浸在他们的富裕生活中。他们大多数人不工作。富人中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和那些选择就业的人则会选择高薪和有尊严的职业，比如在陆军或海军中任职，担任外交人员、在议会或教会中任职。中产阶级同样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谋生方式。
占人口70%以上的英国工薪阶层则没有这种选择。那些幸运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望活到36岁，而在城市中的穷人，平均生命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但是，随着更多的农业机械的使用，以及更多的可耕地被用于养羊，农业中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这样，原本从事农业的人，只得选择去服兵役或者去工厂工作。
19世纪扫大街的英国男孩大量的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中做工。年，在地下英尺的坎伯兰，作家理查德·艾顿举起灯笼，看到在漆黑的隧道中，一排排由年轻女孩驾驶的马车。他形容下面所有的人都是异常的悲惨。过度的劳作和有害的气体使他们的面容带有疾病和腐烂的迹象；他们大多半裸着身体，全身被泥土染黑，他们是如此悲惨地被毁容和被虐待，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从人类中堕落出来的种族，注定要在这些黑暗的阴影中消磨他们的生命，就像在炼狱中一样。
19世纪英国的煤矿不管是哪种工业，都有可能导致工人的健康状况不佳和过早死亡。油漆工和蘸釉工出现铅中毒。裁缝们患上了慢性心脏病和胃病。清理烟囱的男孩患上了阴囊癌。而所有工作中，工作环境最恶劣的是研磨行业，尤其是在谢菲尔德。研磨工作是在通风不良的地窖里进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谢菲尔德的大多数磨工在28岁时就会死亡，90%的人活不过40岁。
摄政时代英国富人的美食
对富人来说，摄政时代是一个享受高级美食的时代。正如诗人罗伯特·骚塞在年写道：为了英国人的餐桌，世界各地都被洗劫一空。海龟从西印度群岛活蹦乱跳地运来......印度提供酱料和咖喱粉......火腿从葡萄牙和威斯特伐利亚进口；驯鹿的舌头从拉普兰进口；鱼子酱从俄罗斯进口；香肠从博洛尼亚进口；通心粉从那不勒斯进口；油从佛罗伦萨进口；橄榄从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进口；奶酪从帕尔马和瑞士进口。
过度放纵是很常见的。当时伦敦最好酒店的几份标准菜，每人要花33英镑，如果再要一瓶好酒，还要多花11英镑。伦敦最早的餐馆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年代伦敦甚至还有一家印度咖喱馆，为从印度归国的英国富人提供服务。
摄政时代英国穷人的饮食
社会上最贫穷的阶层发现自己的饮食与中世纪的祖先一样，他们的饮食中很少有蛋白质。戴维·戴维斯牧师在考察年代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时引用了许多例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伯克郡的一对夫妇和他们的5个孩子，他们每周购买7.5加仑面粉来制作每天的面包，外加1磅培根。他们还购买了一点茶、盐、糖和黄油。就这些了，没有鱼，没有奶酪，没有蔬菜，没有啤酒。在他们每周8先令6便士的总收入中，有8先令3便士用于食物。大部分食物都是简单的面包和黄油。所以当伯克郡的面粉价格在年翻了三倍时，他们的生活就变得很悲惨。
富人和穷人的育儿、医疗
在分娩方面，富裕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助产士、接生员和医生，并配备了镊子和良好的医学知识。一些私人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的产妇死亡率仅为0.2%。
穷人获得专业医疗帮助的机会有限，因此，穷人母亲和婴儿在分娩时死亡率很高。如果母婴都活了下来，母亲的营养不良也会传给孩子。当时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很低，一个重要原因的是工人阶级的婴儿无法存活。在利物浦，53%的婴儿在5岁前死亡；在普雷斯顿，57%的婴儿会在5岁前死亡。这些数字几乎与西印度群岛奴隶的婴儿存活率完全相同。
这些婴儿的死亡一定会消磨许多母亲的求生意志。但情况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有些婴儿的死亡是受欢迎的，因为需要养活的人少了。在18世纪，慈善家约纳斯·汉威估计，一个四岁以下的婴儿进入伦敦济贫院后，预期寿命只有一个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教区官员从来没有打算让教区的婴儿在济贫院活下去。
19世纪英国的墓地有些婴儿父母会将婴儿加入殡葬俱乐部，然后，当孩子生病时，任由其死亡，以便他们可以在保险中获得赔偿。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家庭采取绝望的策略，以自己孩子的死亡为谋生之道。拮据的夫妇会将婴儿送到一个或多个殡葬俱乐部，然后在孩子生病时，他们会让他或她死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有时候，房屋出租人向贫穷房客收租金时，这些房客会叫收租人等几天，等待自己的孩子死亡后再付租金。
有一次，兰开夏郡的一位富有女士听说她家奶妈的孩子生病了，于是她好心地提出要派自己的医生来帮忙。但这位母亲回答说哦,没关系,夫人,我已经参加了两个殡葬俱乐部。一位政府视察员报告说：发现一个孩子在三个或更多的殡葬俱乐部注册，这样父母在其死后可以得到16至20英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产生了杀婴的结果。他还说，对普雷斯顿的调查发现，仅在三个殡葬俱乐部社团中就有超过23,名成员，调查还发现，进入殡葬俱乐部的儿童死亡率高于不属于这些俱乐部的儿童。
穷人的犯罪
大量的穷人走上了犯罪之路。在19世纪初，郡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中，90%以上都是因盗窃而发生的（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逮捕涉及盗窃）。直到年，英国的《血腥法典》仍然有效，这意味着对多种罪行的处罚是死刑，包括盗窃价值超过12便士的物品。如果一家之主被绞死或被流放澳大利亚，那么这个家庭的境况就会比以前更糟糕。
另一个活下来的策略是靠赊账获得食物。然而，大多数店主只向他们认为能够支付的人提供赊账。此外，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支付欠款，那么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就会因不支付账单而被送进债务监狱。这意味着额外的狱卒费，而且一家之主在狱中也无法赚钱。有些人因为没有偿还几英镑而在监狱里呆了几十年；许多人死在监狱里。同样，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变得更加贫困。
英国的债务监狱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致使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充斥着不满，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地区。伦敦的时髦女士可以花4英镑买一根高高的羽毛，在舞会上戴在头发上，而这笔钱可以养活一个工人家庭10个星期。
从赤贫到巨富的故事
用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取决于你有多少钱。然而，这个时代为人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机会，让他们在社会阶层的一端开始生活，在另一端结束生活。詹姆斯·莫里森是一个旅馆老板的孤儿。他在伦敦的一家服装店获得了一份工作，娶了高级合伙人的女儿，并通过海外投资使自己变得富有：到年去世时，他的身价超过万英镑。
哈里奥特·梅隆是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妇女的私生女，她负责管理一个巡回演出剧团的服装。她从演出剧团那里学会了如何表演，并来到伦敦的舞台上出演。在那里，她引起了银行家托马斯·库茨的注意，库茨之后娶了她。他死后，她得到银行50%的股份，然后她控制了这家银行，提高了银行的价值，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女人。后来她又嫁给了年轻的圣奥尔本斯公爵，最后既成了百万富翁，又成了公爵夫人。
哈里奥特·梅隆，圣奥尔本斯公爵夫人但是，社会上有一个詹姆斯·莫里森和哈里奥特·梅隆，就有千千万万个未能致富的普通人，他们一声中注定都要在贫困中度过。那么，最后是什么改变了英国穷人的命运？答案是：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逐渐引起了各个阶层公众的愤怒。工人们的抗议使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具有社会良知的上层和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的做了其余的工作。
年的《改革法案》扩大了英国人的选举权，第二年又废除了奴隶制，之后英国有了更大的政治意愿，要对人民的福利负责。在之后的二十年内，城市卫生、贫民救济、厂矿工作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