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布鲁
克林的警察本月对一场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采取应对
措施
。
以今年6月的抗议活动为契机，美国的警察部门将发生变化。问题是，它是否会变得更好。因此，让我们考虑以下三种可能的变革方案——一种是建立在现有体系之上，另一种更雄心勃勃但风险也更大，第三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改革。
方案一：大协议（注：指多方谈判下的利益交换协议）
到了现在，除了警察工会代表外，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美国警察在承担责任方面被保护得太好了。集体议价（注：指劳方集体性地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雇佣条件，而资方必须参与，谈判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使警察的不当行为更加普遍；工会合同的条款常常妨碍纪律处分。开除坏警察很难，重新雇用他们却太容易；起诉坏警察很难，当他们被指控犯罪时被判有罪却太有挑战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警察很容易就能逃脱滥权、暴力和谋杀的惩罚。
另一方面，正如《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的查尔斯·费恩·雷曼指出的那样，警察部门并没有像“撤销警方拨款”这样的浮夸言论所暗示的那样资金充裕，即使从较为温和或非字面意思来理解也并非如此。作为预算的一部分，各州和地方警察部门的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增加，但在过去20年里一直持平或下降(事实上，各城市可能会向警察提供全面的工会保护，以避免向他们支付更多的钱)。尽管经常有人说，美国在警力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但欧盟在警力方面的支出比美国高出33%，而在监狱方面的支出却远低于美国。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量的研究表明，增强警察巡逻能有效减少犯罪。即使是在警察发生不当行为和暴力执法最严重的美国社区，在实际侦破谋杀案时，往往还是警力不足。
因此，有可能达成的“大协议”是：在削减工会保护的同时，在警察身上花更多的钱。这可以同时解决警察执法不力和警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聘请更多的警官，招募更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招收更高素质的候选人，淘汰差劲的，并为警察培训分配更多的资金和时间。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拨付给警察部门的额外资金将换来他们失去被过度保护的状态；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该协议旨在让警察更受信任、更高效，让公民更安全，远离犯罪和像德里克·肖万(注：即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压致死案中的涉案警察)这样的警察。
方案二：重构警察部门
如果“大协议”能与我们现有的警察系统相配合，那些重构者会认为，我们本可拥有一个与现在非常不同的警察部门。在他们的设想中，我们所理解的警察部门可能会被分拆，这个词是由音乐人、企业家特雷弗·麦克菲德斯创造的，最近《大西洋月刊》杂志的德里克·汤普森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阐述。在一个分拆式的系统中，仍然会有一群核心警察，负责制止和调查犯罪，但现在警察负责的其他职能，如通过巡逻发现交通违规行为，并在事故发生后到场，回应心理健康干预的电话，管理无家可归者等，将被分配给不持枪的交通管理员和社会工作者。
普林斯顿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夏基认为，如果将这种再分配进一步推进，地方社区可能会在不需要各州警察出动的打击犯罪工作中承担更多责任（并获得更多公共资金）。而打击犯罪的定义将被扩大，包括在不逮捕罪犯的情况下，降低犯罪的活动，例如课后活动、商业发展、社区美化等(你可以把其中一些设想为没有警察参与的“破窗”警务活动，其目标是重塑居住环境，使社区不再适宜犯罪。)
注：“破窗效应”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其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这些想法既有趣又雄心勃勃，但它们也有各自面临的困境。在美国，对于“捆绑式”警务的一种观点是，我们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相比其他地方，交通执法和心理健康干预更有可能以枪击结束。因此，只要实施枪支管制，就会有以上的反应……除非为改变这一现状所需要的枪支管制，只能通过侵犯性的、拦截盘查式的警察执法来执行，而这种执法会重现警队改革者们想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要想美国成为那种执法部门日常不佩枪的国家，可能没有简单的方式。
与此同时，用挖掘犯罪根源的项目来慢慢取代警察的想法，需要一个精确的决策校准:如果缩减警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尝试进行的社区开发，那么无论街道如何美化，不断上升的犯罪率都将淹没这些重建项目。在并不久远的以前美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政府花钱进行城市重建，却发现犯罪的浪潮淹没了这些努力。
当然，在年轻的社会活动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执法策略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年代后的犯罪浪潮。犯罪率的升降是源自其他原因，也许是出生于婴儿潮时期，当时正值青年的人口激增和铅污染、合理的种族抗议和种族主义的白人大迁移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仍在使用含铅汽油和含铅涂料等，有研究认为儿童暴露在含铅环境下、遭到铅中毒后，更容易富有侵略性、暴力和犯罪欲，有可能引发了犯罪率的攀升。
白人大迁移则是指黑人家庭搬进一个小区后，白人为了避免种族混居，选择搬家到更边缘的郊区定居。
我怀疑他们说对了一部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世纪犯罪浪潮的规模不会在更老龄化、更依赖网络、更受监视的当今美国重演。但正如警察越多，犯罪越少的研究表明，冷静的保守派认为的暴力犯罪率随着警务策略和监禁率的涨跌而上下波动仍然有很多证据支持（甚至像已故公共政策学者马克·克莱曼这样的著名监狱改革倡导者也提出，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可能出现了监禁不足的情况，让太多的人逍遥法外，从而让犯罪者尝到了甜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让警察部门彻底转型的任何尝试，一旦发生重大失败，其代价可能是不再安全的街道和丧失的生命。
如果转型不到位，我们可能会以第三种情况告终……
方案三：两害相权取其重
在这样的未来中，撤销警察拨款的目标将会在预算中发挥作用，预算捉襟见肘的城市里警察开支将会下降，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来加强警察的责任心，也不会有夏基想象中的，充满创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项目，来替代激进的警务执法。
在这样的未来中，当选官员会担心再次出现抗议或媒体愤怒情绪，所以作为一种原则性表现，流氓警察被起诉的次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但作为一个系统性问题，你会发现资金不足的警察部门不再履行他们的职责，越来越多的反警察污名阻碍了优秀的候选者加入警察队伍，更多的城市和社区将停留在像弗雷迪·格雷骚乱后巴尔的摩所处的境地——从警察滥权中解放出来，但把城市交给了更普遍的暴力。
注：弗雷迪·格雷，非裔美国人，因私藏弹簧刀被巴尔的摩警察局拘留，在押送期间，格雷因脊髓和喉头受伤陷入昏迷，被送往创伤中心接受救治，最终于年4月19日不治身亡。格雷的死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骚乱。在骚乱中，约幢建筑被毁，暴力犯罪行为不断，警局局长安东尼·巴兹被免职。
眼下对警察暴行的正义性